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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怎么成了“混世哲学”?

作者:肖建国 添加时间:2007.6.30 来源:金羊网

      因为工作的原故,重读《王蒙自传》第二部,感觉老先生确实机智过人。那真是一部长篇,文字滔滔,语含机锋,容量很大。好读,耐琢磨。 
      在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我曾与王蒙有过几面之缘。第一次是八十年代初,我到南京参加《青春》文学奖的颁奖大会。一天,王蒙到会场来座谈。王蒙自然是作
为嘉宾出席会议的。推算起来,那时候他还在北京市文联做专业作家,并没有太显赫的职务。但他已经发表了《布礼》、《悠悠寸草心》、《风筝飘带》、《蝴蝶》、《春之声》等等作品,在文坛声名鹊起,红得耀眼。所以对于他的到来,我们都很高兴,都希望听他说一点文学创作的真经。但也有人是抱着一种“看险”的心态的。想想看,那时候思想解放开始不久,一下子冒出了多少作家。积聚多年,一朝出手,那锋头是惊骇的。老年的,中年的,青年的,群雄并起,流派纷争,谁也难买谁的账。那次《青春》颁奖会,去的是全国各地在文学上刚冒头的青年俊杰,一个个自命不凡,老子天下第一,把谁都没有放在眼里。王蒙如果要讲话,不好讲。然而既已到会,不讲点什么是放不过他的。他于是就讲了。他讲的内容,概与文学无关。大概是说他到南京,看了中山陵,看了夫子庙,看了秦淮河,好啊!真好!末后竟说到这间会议室,如果窗户高一点,再开大一点,天花板颜色浅一点,会更明亮,更好。王蒙操一口北京话,东拉西扯,说得很随意,但很有味道,很有感染力,说得个个张开嘴巴大笑不止。在散会的路上,我跟朋友说:“这个王蒙了不得,以后会做大官。”
      后来我又听过王蒙的两次讲课。一次是第七期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另外一次是北京大学首届作家班。第一次听王蒙讲课是1982年3月18日,那时候他已经担任《人民文学》主编。那次王蒙讲话把他的语言能力真是发挥到了极限。口若悬河,一泻而下,激情四溅,宏论滔滔。他列举了自1978年来在文坛引进的外国文学流派,也谈了自己的见解,条分缕析,有赞有弹,无所顾忌。我找出当年的课堂笔记,逐页翻看。两年学习,听了不下一百堂课,讲话的人都是著名作家、批评家、音乐家、学者、教授、翻译家,也有高官(比如国家经济改革委员会主任,比如国家计委计划室主任),只有王蒙的这堂课,我记录得最多,最详细。我把他的很多原话都记下来了。然而再看时过五年的第二次听王蒙讲课的课堂笔记时,却只有寥寥几行。那时候王蒙还在国家文化部长的位置上,大约讲的多是官话、套话,懒得听,不记也罢。
     《王蒙自传》第二部,表现的是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的生活,从我在这10年间跟王蒙的几面之缘,大致能揣摩到一点他这期间的行为轨迹。所谓草灰蛇线,是有道理的。《王蒙自传》第二部有45万字,由于他的特殊身份,他经历的是那么多,知道的是那么多,记得的是那么多,写下的是那么多,这真是不可思议的事。他自己说在开始酝酿写作自传时,就定下一个基调,一定要坚持四个真实,那就是:自省的真实,过硬的真实,全面的真实,深刻的真实。这个要求当然是很高的。作品出来,读之者众,难免见仁见智,说什么的有,这很正常。前几天看到报上一篇文章,愤怒地指责王蒙是“市侩的混世哲学”,不免生出一点感慨(年过50岁的人了,只能偶尔生点感慨了)。读过《王蒙自传》第一部和第二部,我会想起那句经典名言: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王蒙已经活到了73岁,苦也苦过,风光也风光过,委屈也委屈过,经的见的太多了,到老了要把一辈子经历写下来,而且对自己定下要坚持四个真实的标高,这已经很不容易。他在回顾往事时,不免会想起当时的一些人,想起当时的一些情景,应该会有很多感触。他已经活了大半辈子,现在生活安定,诸事无求,应该可以真实地写一写。他自己也明白这东西不好写,不能写,写了找麻烦。但他下了决心要接受这个挑战。他说:“我要用更高的境界,更真诚的态度写出真相!”这种写作的态度是值得推崇的。

 

(责任编辑:讲古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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