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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重构与史学的转折(二)

作者:王晴佳 添加时间: 来源:《文史哲》2004年第6期

  如果上述变动和转向表现出在19 世纪以前“伊斯兰历史编纂学传统几乎一直处于流变之中”(汉弗雷斯语) ,那么这一断言也同样适用于中国的史学传统。在关于中华帝国晚期,尤其是清朝(1644 —1911) 史学文化的见识广博的文章中,本杰明·艾尔曼(Benjamin Elman) 呈现给我们一份传统历史编纂学转变的极佳例证。从汉代(前206 —220) 以下,也就是儒学在中国文化中赢取并维持了多数时间里的显赫地位之时,经典研究与史学研究两者的关系始终都是中国知识界所关心的问题。毋庸多言,前者指的是对儒家经典及其评注的研究,后者则指各种历史文本,尤其是自司马迁(约前145 —前87) 之后经若干世纪积累下来的各朝史书。换一个角度来看,这样的关系反映了在一定时期内统治集团及知识阶层共同持有的对历史学在中国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的认知。通过对历史知识是如何在文官考试中被详细审查的艰苦研究,艾尔曼使我们得以观察到中华帝国晚期中国人民的历史思想并将其与之前阶段的思想相对比。自秦汉以降,历史学作为一门知识学科经历了持续的发展。在帝国时代的中期,它成为了官方知识体系中的一个重要门类。尽管在几个世纪里它对于道德教化的兴趣未有变动,它却在文本表述方面更换了不同的形式,就历史学被纳入文官考试的方式来说尤其如此。正如李弘祺的文章所表现出来的,此处也为艾尔曼论及的那样,理学的兴起引发了一种新的寻找经史契合的兴趣,即通过假手精确的历史范例来阐述经籍中的道德信条。这样的尝试影响到了历史知识在文官考试中所起的作用。艾尔曼指出,在中华帝国的晚期,经学的一个转折点,或曰史学化,看来业已发生,这不仅有史学家们将经学的本质重新估定为史学的努力,同时还有文官考试中历史学功用的扩展为证。更为重要的是,艾尔曼认为,中国清代的史学化进程与德国历史主义的取向存在着相似之处,并为20 世纪的中国史学家进一步打破经学的神圣化地位开拓了道路。
  
  尽管像艾尔曼曾在别处提出的[10 ] ,中国的史学文化在帝国时代晚期发生的变化与16 、17 世纪中国知识界与耶稣会会士的接触有着某种关联,这一类型的交流,不论是就其规模还是频率而言,都无法与19 世纪以来西方与非西方地区的交流相比拟。我们在前文中已经简单地论述过,在历史学的舞台上,这种文化交流肇始于为现代民族—国家编写科学史学的规划。19 世纪的欧洲历史学家首先对此进行了尝试,此后又被世界其他地区的史学家们加以效仿和推进。通过一种比较的手法,艾克哈特·福克斯(Eckhardt Fuchs) 就科学史学在现代欧洲的兴起作了一番审慎的分析。虽然他将他的研究仅限于西欧和北美各国,他仍然令人信服地说明了在其形成初期,科学史学事业即已开始具有一种国际化特征。然而科学史学的这一国际化既不意味着各个国家的史学家们对它的目标、实践以及方法的观念一致,也不意味着在它的传播过程中就没有遇到过任何阻力。恰恰相反,福克斯宣称,即便是在西方国家内部, “科学史学”的模式也是各各不同的;以兰克式历史编纂学为典型的德国模式,尽管影响广泛,也仅是其中一种而已。
  
  当福克斯就科学史学的实践提出了批判的观点,克里斯托弗·希尔(Christopher Hill) 将这种批判主义延伸到了国家历史的写作上。通过类似的“国际”视角,希尔以法国、日本和美国为例探讨了作为历史编纂学样式之一的国家历史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的影响。他主张,国家历史的写作与国家建设事业存在着天然的联系,并且是为其服务的,但它却从未被局限于单个国家的范围或疆域之内。相反地,国家历史的目的是要开辟一片历史学家在其中不仅可以想象本国历史,也可以将它与世界相应地区结合起来的天地。换句话说,尽管国家建设为的是巩固国家统治,但这种巩固目的却在于构筑本国与世界其他国家间的关系,尤其是当资本主义大行其道之时。因此,与福克斯类似,希尔的比较观使得他注意到了这一主题经常被忽略的一个方面:民族历史编纂学当中的国际联系。然而,他也已清晰地指出,这种国际联系与最近一些史学家所倡导的跨国历史编纂学之间几乎毫无关联。相反地,它在反映和暴露后者潜在的问题上是颇有助益的。
  
  中国的经历也很合乎希尔的这一发见。在20 世纪初,当日本、美国以及欧洲的史学家们垦耕于国家历史的领域时,中国史家也同样开始着手这项事业。并且,他们的尝试是被他们的外国同行,尤其是来自日本的史学家们所激发的,而中国最早的一批民族史学家,或称为国粹学者就是在那里接受了他们的部分教育。就像王晴佳在他的文章中表明的,促使这些史学家们探寻国家历史的原因是自19 世纪中期以来这个国家与别国的对抗中所遭遇的一系列挫败。因此,这一国家历史的规划便意在扭转中国与外部世界那种屈辱的关系,即使不能赢得中国以往在其他国家中间享有的荣耀,也要获取尊重。当然,完成这一任务需要一些想象,其中,这些史学家从远古中虚构出一个理想的过去,并将它确定为国粹的基础。但他们也不得不去应对那个不是那么理想却更为切实的过去,也就是绵延了两千余年的以儒学为中心的中国文化传统。中国国家- 民族历史的重构因而便成为了一项比单纯想象要复杂得多的工作:它包含了大量的沟通理想与真实,本国与异邦,过去与现在的努力。这样的沟通时常会导致史学家的角色苦痛,因为不论他们的目标看起来是如何的崇高而富于吸引力,他们都无法通过自我牺牲来实现它。不过,从历史编纂学的角度来看,中国国家历史的发展历程是对他们书写和记载历史的悠久传统的严重背离。
  
  中国史学家在20 世纪初所体验的文化苦痛在20 世纪中期,当非洲人民开始建立自己的历史学学科时重演了。一方面,正如托因·法罗拉(Toyin Falola) 向我们描述的,这里有一个清晰的目标:驳斥欧洲殖民者关于种族低劣的宣言,强调非洲大陆的光辉历史以及它有能力建立现代化的国家。另一方面,法罗拉认为,这类的民族主义历史编纂学中却深埋着一个严峻的问题,因为它在意欲矫正殖民主义叙述中对非洲的歪曲的同时,也在公开地追逐一个使历史学服务于建立非洲国家的目标。此外,似乎民族主义历史编纂学与欧洲殖民主义的历史编纂学遵循的也是同样的思维模式,只不过恰恰相反而已。比如,与殖民者宣称欧洲是为非洲之典范相对照,非洲的民族主义史学家们则主张,不论是在遥远的过去还是可预见的将来,非洲都堪称欧洲的典范。在历史编纂学领域内,民族主义史学家们同样遵从一种精英的、保守的历史观以及史料批判上的经验主义立场,而这阻挠了此后新一代的史学家们进行变革的可能。
  
  上述四篇文章帮助我们揭示出,基于科学精确性的民族历史构成了世界历史编纂学上的一大转折点。这些文章同时也揭示出其固有的问题。自1970 年代以来,尽管民族历史对世界上的诸多历史学家来说仍不失其魅力,但它已不复为历史编纂学的主导趋势。民族历史学家,尤其是像王晴佳和法罗拉的文章所展现的那些来自于非西方地区的民族历史学家所面临的重大挑战,就如同帕沙·查特杰(Patha Chatterjee) 所观察到的[11 ] (P1~35) ,在于如何处理“模仿”与“特性”之间的冲突。作为历史写作的一种国际化趋势,民族—国家历史在为民族认同提供基础的同时,也将影响延伸至国界以外,并由此对它的实践产生了一种自相矛盾的作用,这一点在非西方历史学家中间表现得尤为突出。此外,在非西方地区,尽管这一矛盾在民族历史编纂学中能够轻易地得以察觉,但它却是如此的普遍而顽强,以至于它的批评者的工作也已被波及。
  
  在鞭辟入里地分析现代印度历史编纂学中的(也是查特杰所属的) 下层学派(the Subaltern School) 的文章中,维内·莱尔(Vinay Lal) 以大量细节深入探讨了这一矛盾。莱尔写道,一方面来说,在1980 年代印度国内外由一批出生于印度、在西方接受教育的学者们组成的下层学派,构成了现代印度历史编纂学的一个制高点。它以成功地扭转史学家们从上往下看的兴趣,以及实验历史研究中的新视角而受到了国际学界的瞩目和赞誉。另一方面,他发现,尽管该学派提出了新奇的主张并向殖民主义的“剑桥学派”(Cambridge School) 和先前的民族主义学派公开宣战,它仍然不免受到了对手的影响。而下层学派的学者们实际上也钻研并掌握了从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一系列西方理论。这说明该学派的成功,或用莱尔的话来说, “优势”并不那么取决于它对印度下层民众声音的表达(这一学派近期对于中产阶级的兴趣愈趋浓厚) ,而更有赖于它沟通和跨越西方新兴理论与印度或第三世界史学认识的能力。尽管它对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历史编纂学提出了强有力的批判,它最终还是未能从自身祛除那种同时也困扰了其对手的精英主义。
  
  尽管下层学派在切实可行地取代民族和科学史学方面的工作或许并不足以受到全世界的赞扬, ———科学史学在很大程度上划定了现代历史编纂学的界限———它无疑已唤起了对历史研究这一门学术的挑战的关注。这种挑战即是后现代主义。利用诸多文化中都可见的那种史学与文学之间传统的密切关系,后现代主义者对历史阐释中理性的核心地位以及史学方法中对史料批判的强调提出了相当的质疑。毋庸多说,这两方面构成了现代历史编纂学的柱石,并且建立在启蒙运动期间由启蒙思想家们提出的理念及概念之上。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史学家们有意地对后现代批评置之不理。海登·怀特的《元历史》( Metahistory) 自1973 年出版以来便被视为该领域的经典之作,从文学界受到了比来自史学家那里更多的关注。[12 ]然而从1990 年代开始,对后现代主义不予理会看来已经不太可能,因为“[ 它]是一场将书写历史转入绝境并导向死胡同的运动”。由于对这一看法坚信不移,凯斯·文沙特尔(Keith Windschuttle) 出版了影响广泛的《谋杀历史学》( The Killing of History ) 一书,发起了严肃的反击。⑥在为本卷所作的文章中,文沙特尔反复重申了他的立场,并对当前有关后现代主义和历史学之间关系的作品进行了评述。他清楚地看到,一方面有愈来愈多的介绍后现代理论及相关史学批评的书籍出版,同时资深的职业历史学家们看来也展开了英勇而有效的抵制。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文沙特尔着重指出,尽管历史学家对后现代理论的关注在逐步升级,后现代主义历史编纂学方面的尝试却并不多见。
  
  此外,考虑到后现代主义对职业历史学的巨大挑战,它极有可能为历史编纂学的一次重大转变或一个新的转折铺垫下基础。从一定程度上说,这就是后现代主义对中国史学家的吸引力所在。阿里夫·德里克以这种中国兴趣为例,分析探讨了后现代主义对整个历史研究,特别是中国史学的影响。与文沙特尔始终如一的批判态度不同,德里克看到了它的一些益处:后现代批评“使思考过去的不同方式合法化了,从而有可能将历史学从现代主义的目的论下解救出来,并且丰富我们对过去及其与现在的关系的理解”。他相信,这里的关键问题并不在于历史学家是应该接受还是摒弃后现代主义,而是如何将它史学化以期对其内容和影响达到合理的理解和评价。这样,我们必须通盘考虑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以及它们之间的模糊关联。在德里克看来,现代主义的经验对于欧洲国家和欧洲以外的国家并不相同。比方说,它并没有在非西方地区导向西欧那种对传统的坚持,倒是后现代主义看来为非西方的历史学家们提供了一次正面要求恢复他们某些传统的机会。就史学思想而言,后现代主义者所拥护的多元化和暂时性观念使学者们能够克服在中国和西方历史学家中间盛行甚久的中西或东西二分观。在很大程度上,这种二分思想也存在于世界其他很多地区。当然,德里克并不完全赞同后现代主义,他的文章不仅将后现代主义视为一个知识性的概念,同时也把它当作一种历史现象来加以批判的分析。由此,他试图为我们理解和评价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开辟一条新的路径。很显然,如果我们拓展我们的视阈,采取一种跨文化的角度,我们将会以一种不同的方式来看待和理解事物。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否定一些文化在过去作出的一些贡献,包括科学推理和理性思维,正如我们不应轻视其他文化在其他历史时期取得的其他成就。如果说历史编纂学是人类的记忆,那么这份记忆也应该是共同的,世界各国人民对它都有所贡献。
  
    ① 我们在耶鲁大学图书馆作了一次快速的检索,结果发现有超过一百种的书籍是以“转折点”为题的,所横跨的学科从文学、心理学和经
  
    济学直到历史学、艺术和教育学。但是是历史学家最先在19 世纪晚期采纳了这一术语,对它的使用频率也最高。
  
    ② A1L1Macfie , The End of The Ottoman Empire , 1908 —1923 (London :Longman ,1998) 1 引文出自第一页。“转折点”丛书所出的其他书籍目前
  
    尚有Robert Tomb 的Paris Commune , 1871 和Beatrice Heuser 的Bomb : Nuclear Weapons in Their Historical , Strategic and Ethical Context1
  
    ③ 巴勒克拉夫相信现代欧洲历史编纂学受益于两个学派,即兰克学派和马克思学派,它们推进了一次“在别处都无可比拟”的巨大转变。
  
    参见Main Trends in History (New York :Holmes and Meier Publishers ,1979) ,p1961
  
    ④ 它的副标题为Contemporary Research and Theory (Westport ,CT:Greenwood Press ,1979) 。
  
    ⑤ 德国学者已就此开展了一些工作,如Geschichte und Vergleich : Anso¨tze und Ergebnisse international vergleichender Geschichtsschreibung , ed1Heinz2
  
    Gerhard Haupt and Jürgen Kocka (Frankfurt :Campus Verlag ,1996) 1 但它仍局限于西方历史编纂学的范畴之内。
  
    ⑥它的副标题为How a Discipline Is BeingMurdered byLiterary Critics and Social Theories (Sydney :Macleay Press ,1994 ;New York :Free Press ,1997)
  
    1 文沙特尔当然并不孤单。在1990 年代,我们已经见到了诸多论述后现代主义对历史编纂学挑战的文本,如Joyce Appleby ,Lynn Hunt ,and Mar2
  
    garet Jacob , Telling the Truth about History (New York : W1W1Norton , 1994) ; Georg Iggers , Historiograph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 From Scientif ic
  
    Objectivity to the Postmodern Challenge (Hanover ,NH: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1997) ;以及Richard Evans , In Defense of History (New York :W1W1Norton ,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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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construction of History and Turning Points in Historiography
  
    ———A Cross2cultural Perspective
  
    Q1Edward WANG & Georg G1IGGERS
  
    ( Department of History , Rowan University , U1S1A1;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Buffalo , U1S1A1)
  
    Abstract :A so2called turning point in historiography refers to the fundamental change in the perception of the past in a certain culture that oc2
  
    curs in a historical period ,and has a far2reaching influence1In fact ,such a turning point also plays a positive and cross2cultural role in the histo2
  
    ry of history with no exception ,and the historical text is therefore reconstructed1From the late 1970s on ,we have witnessed lots of valuable at2
  
    tempts to apply global and comparative approach when writing the history of historiography ,as a result ,the scope of historiography is largely
  
    broadened ,and the non2Western historiography are receiving more and more attention1Nowadays ,the great challenge put forward by the post2
  
    modernism to the modern history profession with the paradigmof scientific history and national history is probably laying a foundation for another
  
    major turning point on historiography1
  
    Keywords :Turning points ;Historiography ;Reconstruction of history ;Cross2cultural ;Postmodern historiography
  
    原载《文史哲》2004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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